全國算命價格聯盟

訪談|唐啟華:我們對歷史的解釋愈豐富,我們對未來的想象就愈多元

樓主:東方歷史評論 時間:2020-02-29 16:47:24

采訪、整理:姚涵之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唐啟華,畢業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臺灣著名歷史學者,目前為臺灣東海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暨系主任,曾任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系主任。他講求用實證的外交史方法進行研究,通過多國檔案對照研究以重新審視中國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研究旨趣為中國近代外交史、中英關系史,現致力于北洋外交研究。目前已出版《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及《洪憲帝制外交》。


唐啟華的“北洋視角”是他治學的一大特色,無論是巴黎和會還是洪憲帝制,現有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然而他站在北洋政府的視角重新爬梳檔案,厘清了諸多過去國人之誤解,補足了現有成果之不足。中國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首先即為不平等條約,但國共兩黨長期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口號進行宣傳,導致北洋政府的修約主張遭到批判,修約成果也受到忽視。巴黎和會也是中國近代史非常重要的外交的個案,過去受到國共兩黨的革命視角影響,人們普遍認為巴黎和會外交失敗,但是唐啟華的研究指出中國政府巴黎和會交涉在國外所受評價與國內有很大差距,甚至相反。最后,洪憲帝制外交是中國近代史、中日關系以及東亞外交史的一大關鍵轉折,然而民初以來之政治宣傳不斷復制,許多誤解持續以訛傳訛,影響國人歷史認知甚深。


唐啟華的新書《洪憲帝制外交》,通過運用中、英、日三方檔案,描述了洪憲帝制外交的復雜面相,對于袁世凱帝制的失敗也有所討論,本次訪談即以新書出版為緣起。



東方歷史評論:我們先從治學經歷和學術關懷談起,您為何選擇外交史這個領域進行研究,是否受到哪本書,哪些檔案或者哪些老師的啟發?


唐啟華:我走進外交史這個領域主要是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國際關系史系讀書的時候開始。在出國之前,我事實上對外交史對沒有什么接觸。我在臺灣寫碩士論文的時候,主要寫的是明清史的碩士論文。但是后來開始教書的時候,在高雄公專教書,教的主要是中國近代史的課程,所以對中國近代史接觸多一點,后來有機會到英國讀書的時候,申請到倫敦政經學院,我在申請的時候主要申請了兩個題目,一個題目就是繼承我明清史的研究題目,另外一個我想要讓英國名牌大學接受我的研究,可能要申請一個他們比較有興趣的題目,我想可能中英關系史他們比較容易接受。所以我申請了四個學校,兩個學校是明清史,兩個學校是中英關系史,結果收我的兩個都是中英關系史的學校。那時候就選擇倫敦政經學院的國際關系史系,因為這個系本身就是外交史專業。倫敦政經學院是一個以社會科學為主的學校,它有兩個歷史系,一個歷史系是經濟史(Economic History),跟經濟學系是非常密切相關的,另一個是國際關系史(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主要是跟國際關系系(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合作的。所以,我到那邊才開始接觸外交史,這可以說是一種機緣,很幸運,在倫敦政經學院國際關系史系碰到一個很好的老師,就是我后來的指導教授Ian Nish,他是做英日關系的專家。所以我主要是受到他的啟蒙,跟他學習。


Ian Nish


東方歷史評論:中國近代史的史料非常多,您研究中如何爬梳史料找到研究的切入點和主題?


唐啟華:確實,外交史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多國檔案對照研究。我到英國去的時候,大部分的時間是位于在倫敦近郊的公共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看英國外交檔案,主要是外交部(Foreign Office)的檔案,一般我們叫FO檔案。十多年前,這個地方已經改名叫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但是我如果只用英國檔案做研究,做中英關系史的話是不夠的,我沒有辦法跟英國的研究者競爭,所以我當時選定的題目就是要用中國外交檔案。中國外交檔案是存放在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的研究所的檔案館里面,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使用還很不方便,我也透過一些關系,開始使用中國的外交檔案。很幸運的是,在最后讀博士一兩年的時候,中國的外交檔案也比較開放,比較方便使用。我當時看到北洋政府的外交檔案是到1928年,我當時在英國的研究題目就定1926到1928作為我研究的領域。那個時間點是可以用英國檔案,也可以用中國檔案做對照研究,我主要使用的是外交史的正統的研究法。


公共檔案館(Public Record Office)


東方歷史評論:外交史、國際關系史以及政治史的研究方法三者相比有什么差異?您選擇外交史的視角有什么獨到之處呢?


唐啟華:外交史可以說是19世紀后半以來的實證史學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當時,是以德國的歷史學家蘭克為最重要的開山祖師爺,他當時的名言就是,“我們只要把各國的檔案都收齊了,我們就可以如實地呈現當時整個談判的過程。”這是相當實證的一種研究法。當然這種研究法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時候,是當時歷史學的主流,全世界的歷史學都受到蘭克學派很深的影響,但是蘭克學派這種強調檔案功夫的實證史學在一戰以后開始受到各式各樣的質疑,一戰以后認為這種傳統的史學是國族史,屬于上層史學(high history)。一戰以后開始對民族主義有各種的批判和反動,而且開始注重社會下層(low history)的部分。再加上社會科學的發達,又注重社會經濟史下層結構,再加上民主的進展,對于帝王將相的歷史開始批判。再加上后來二戰以后文化史的興起,所以下層的歷史越來越興盛,所以外交史到現在基本上已經算是一種傳統過時的專史。但是我認為在今天臺海兩岸,外交史這種實證史學仍然是非常需要的,因為我們在近現代史的領域里面,其實很多的實證研究,檔案功夫目前做得不夠。所以我認為雖然在西方外交史已經是一個過時老套的專史,但是在臺海兩岸我認為我們仍然需要用檔案功夫來重建很多的歷史基本事實,因此外交史仍然有其重要性。


東方歷史評論:剛才您也提到,近年來歷史學界受到很多后現代或者新文化史的沖擊,您如何看待實證史學與后現代史學的關系?


唐啟華:我認為,隨著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西方的后現代文化史研究是經過實證史學一百多年的基礎上做出來的一種變化。它在基礎很扎實的情況下,重視多元詮釋,重視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歷史,他們擺脫了純粹受史料限制的檔案功夫。我認為可以說現代史學和后現代是相輔相成的。然而在臺海兩岸,在中國歷史的部分,基本上現代史學還沒有基礎,基本的檔案實證功夫做得還不夠,如果直接跳進后現代史學的話其實非常危險。我認為這兩者應該是相輔相成,在西方是因為現代史學很扎實,然后進到后現代史學。在中國我認為我們現在還沒有進入現代史學,我認為外交史作為現代史學的基礎,一個基本功還具有相當強的意義。


東方歷史評論:為什么您認為目前臺海兩岸實證史學的基礎還沒有很扎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唐啟華:很重要的是因為,在清末民初這段歷史相當程度上是受到了廣義的革命黨,包括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影響。國共兩黨在奪取政權的時候非常注重宣傳,當時在革命過程里面宣傳的很多事情不一定是基于歷史事實發出來的論述,常常是因為當時革命環境需要,所以不得不刻意地丑化當時的革命對象。所以在臺海兩岸的近代史里面,基本上都會對清朝末年的各式各樣的作為給予某種程度的丑化。因此受過國共兩黨歷史教育的人普遍會認為,滿清等于腐敗;北洋政府也是國共兩黨共同要打倒的對象,所以我們對北洋也有諸多偏見。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都有宣傳,這些都是宣傳,可是后來都寫進教科書。基本來講,今天臺海兩岸的近代史,教科書里面寫的內容,很多都沒有經過實證研究,學術研究,還有很多都保留了革命時期的宣傳的論述。所以這種革命史觀之下的宣傳成分還是非常強大,還需要現代史學的實證研究功夫進行學術化。


東方歷史評論:您在中國大陸總共有出版過三本書,《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和最近的新書《洪憲帝制外交》,這三本書背后是否有比較一致的問題意識或者核心關懷,有沒有某種思想脈絡?


唐啟華:這三本書是我在大陸出版的,我在臺灣還有出版其他書。這三本書確實有它們的核心的問題意識,基本上都是用實證的外交史研究來重新地研究北洋時期的外交。我希望能夠由北洋的視角來看待當時的中國外交,其中最重要的著眼點是,外交史一定是以中央政府為主要的行為者跟外國進行交涉的。而在北洋政府時期,中國的中央政府無疑是北京政府,可是國共兩黨長期都是以孫中山的廣州政府,后來的南京政府和武漢政府為主體。然而,無論是民國初年剛建立的南京臨時政府,還是后來孫中山在廣州建立的國民政府,以及武漢和后來南京的國民政府,基本都不是中央政府,并沒有真正跟列強主要外交。我認為研究外交史的話,從1912年到1928年,無論如何應該以北京政府為主體,不談北京政府外交的話,沒有辦法談中國外交史。所以我這三本書基本上都是以北京政府為中心來談當時的中國外交史,基本上從北洋外交的視角來看當時的中外關系。?


我認為當時的外交主要是幾個議題,首先是不平等條約。當時國共兩黨都宣傳要廢除不平等條約,而我的研究主張,北京的北洋政府主要主張修約,而修約有很多的成果,而且對后來的南京政府影響也很大,所以我才想寫《北洋修約史》,花了很多的時間把北洋時期所有修約的個案研究出一個體系來。第二,在北洋時期,巴黎和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外交的個案,過去也都是從國共兩黨革命的視角和民族主義的視角來看待巴黎和會,認為巴黎和會外交失敗。可是我自己從北洋外交檔案和其他國家的檔案看到,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外交表現基本上都能夠被肯定評價,所以《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這本書主要是從這個角度來談巴黎和會與北洋外交。


現在寫的這本書是《洪憲帝制外交》,洪憲帝制外交也是我們站在革命史觀來看的話,總是認為袁世凱為了稱帝對日本在外交上做出很多的讓步,尤其是“二十一條“交涉里面,都認為他為了當皇帝承認了很多日本的要求,喪權辱國,換取稱帝。但是這個跟我在外交檔案里面看到的是相當不一樣的,我才想用中國、英國、日本三國的外交檔案來對照研究一下洪憲帝制的外交。


東方歷史評論:在《北洋修約史》當中,我們已經讀過袁世凱與“二十一條”的修約過程。相比《北洋修約史》,您的新書《洪憲帝制外交》關于袁世凱有什么新的觀點或者結論嗎?


唐啟華:因為我原來在做“二十一條”的時候就發現,袁世凱在“二十一條”的表現在英國看來,袁世凱是獲勝,壓倒了日本。日本本身也認為他們自己受到袁世凱的頑抗,得不償失。尤其是2015年京都大學的奈良岡聰智教授寫了一本《什么叫“二十一條”:中日近代沖突的原點》(對華二十一カ條要求とは何たっだのか—第一次世界大戰と日中對立の原點)。這本書在2015年出版,半年以后就得到日本學術大賞,所以在日本是廣受好評的一本書。這本書里面,日本學者自己承認日本在“二十一條”交涉里面是失敗的。尤其他在書里面很明白地講到,當時談判交涉時候的日本的外相外務省大臣加藤高明自己認為“二十一條”交涉是“世紀之敗”。為什么外國,尤其是我們的對手日本所認為的外交失敗,可是在中國,人們卻認為袁世凱在“二十一條”交涉中喪權辱國,這個對于“二十一條”的中國外交的評價中日兩國剛好相反。所以,我當時提出了這樣的檢討。


事實上如果袁世凱并不是為了稱帝而對日本讓步的話,他到底為什么要帝制?而帝制為什么失敗?這是我研究時很重要的動機。其實還有多個機緣,其中最重要的是以前有關于洪憲帝制中國外交的檔案不完整,而最近我們找到了很好的檔案,可以幫助我做洪憲帝制外交,這就是我在《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那本書的前言里面有提到的,在外交檔案中0313駐比(比利時)使館史館保存檔,這份檔案在2007年年底增加后半段,我后來看到這份檔案的時候,推斷這份檔案應該跟駐比使館沒有關聯,這份檔案實際上應該是陸征祥的個人檔案,我當時推斷這份檔案應該是巴黎和會以后,陸征祥回到中國辭去外交總長,后來1922年到瑞士當駐瑞士公使的時候,他把民國初年他主政十年外交時期的秘密檔案都帶到了歐洲,后來在比利時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面當修士,再后來當神父院長以后,他把這份檔案交給駐比使館,然后駐比使館再交到中央研究院。


陸征祥


2007年年底這份檔案出現以后,我開使用這份檔案做研究,這份檔案里面幫助我完成《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這本書中中國外交的基礎。做完了巴黎和會以后,我繼續用陸征祥檔案里面的國體問題的部分,也就是洪憲帝制的部分繼續做洪憲帝制外交的研究,陸征祥檔案的出現,是我能做這份研究非常重要的史料基礎。我基本上用陸征祥的0313的檔案,另外再用英國的FO的檔案,另外再參照日本的外務省文書,三個檔案我逐漸對照以后,逐漸地抽絲剝繭,大致認為在這本書可以把洪憲帝制外交的來龍去脈講清楚,得出一些跟過去可能完全不一樣,甚至于相反的結論。


東方歷史評論:可以請您簡要地談一下您的結論嗎?


唐啟華:我在這本書里面第一個就是要討論袁世凱稱帝跟“二十一條”有什么關聯,基本上我認為“二十一條”交涉是袁世凱獲得實質上的勝利,他可能是在“二十一條”交涉以后對日本產生輕視,而且他在“二十一條”交涉里面得到全國民心的支持,尤其得到北洋軍人的全力支持,所以在“二十一條”交涉以后很多北洋軍人想要他黃袍加身。這可能跟我們過去講的剛好相反,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洪憲帝制很重要的背景是歐戰。當時由于歐洲戰局在1915年下半年進入白熱化狀態,當時的西戰線焦灼,東戰線雖然俄國勢力很強,但是基本上進入了壕溝戰。在洪憲帝制前后最重要的戰爭的焦點是在南線,南線的戰場基本上是奧匈帝國進攻塞爾維亞以及英國、法國進攻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 Strait),即所謂的加里波利戰役(Battle of Gallipoli),這是當時洪憲帝制的背景。


英國在1915年的時候不斷地向中國尋求軍火支援,以提供俄國東戰線的軍火,所以《洪憲帝制外交》第一章就是談英國購買中國軍火的交涉,這案子很有趣,我們過去知道得很少,這里面有很多國際騙子的出現,例如巴克斯(Edmund Backhouse)等等,但是當時英國并不知道受騙,所以英國當時要爭取袁世凱提供中國的軍火,提供中國的兵工廠,甚至希望袁世凱能夠參戰,中國能夠參戰。這是當時洪憲帝制很重要的背景,基本上英國是支持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希望能夠取得中國參戰,但是日本剛好相反,日本為壓制中國,努力地不讓中國參戰,所以洪憲帝制其實有非常強的國際外交的背景。我有時候開玩笑地說,袁世凱洪憲帝制可能是敗給凱末爾,因為英軍在加里波利戰役里面敗給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一個年輕的師長凱末爾,造成英國在外交上不能壓制日本,必須跟著日本走。


所以要把洪憲帝制外交跟整個歐戰的戰局,跟整個遠東外交的變化連在一起看,才能夠理解,為什么袁世凱的帝制是功敗垂成。事實上,我在研究的時候還發現,袁世凱也利用中國參戰問題來爭取英、法、俄三國支持他稱帝,壓制日本。日本在參戰問題上面也被三國施加了很強大的壓力。而且袁世凱甚至還利用當時的同盟國德國跟奧匈帝國以及協約國英國、法國,俄國和日本之間的矛盾,這兩個陣營都要爭取袁世凱,基本上除了日本外,所有的交戰國都支持袁世凱稱帝,以美國為首的中立國也支持袁世凱稱帝。所以袁世凱利用了英國、美國對日本施加壓力,袁世凱當時對于外交是非常有把握的,認為日本無能為力,但是沒有想到在帝制推動的時候,戰局對英國、法國不利,在加里波利大敗,甚至造成1915年10月的時候保加利亞參戰。保加利亞跟奧匈帝國聯手,然后讓塞爾維亞全境被攻陷。在1915年11至12月,洪憲帝制推動到高潮的時候,英國不得不向日本妥協,因此洪憲帝制幾乎可以說是功敗垂成。我們從外交檔案里面看到的洪憲帝制、從各國的角度看到的,跟我們過去國共兩黨從中國民族主義與革命史觀視角所看到的相當不一樣。


我在這本書里面討論這些所有的歷程,以及袁世凱跟日本對抗是袁世凱洪憲帝制失敗的重要原因,在外交上日本反對他。事實上護國軍在國內的反對影響并不是太大,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所有國內的反袁勢力背后都有日本支持,包括護國軍起義、廣西的獨立、廣東的獨立等等,從外交上來看,沒有日本反袁的話,袁世凱帝制很可能會成功。關鍵是日本人為什么要反袁?我從檔案里面看到,日本反袁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在“二十一條”交涉里面看到袁世凱在外交上面“以夷制夷”的手段,日本當時認定袁世凱是日本稱霸東亞,推動大陸政策最主要的障礙,于是希望利用袁世凱稱帝的弱點,全力把袁世凱扳倒,給日本在中國的擴張奠定良好的基礎。當然日本本身也有派系之爭,有人主張利用袁世凱,有人主張打倒袁世凱,不過后來日本的軍部,尤其是參謀本部,還有黑龍會逐漸占上風,最后日本決定讓袁世凱徹底地從政壇消失。總而言之,從外交史上看到的洪憲帝制跟我們過去所看到的相當不一樣。我想我這樣做的研究成果應該可以提供國內學界重新思考洪憲帝制,甚至對整個中國近代史可能有一些新的理解。


東方歷史評論:您有提到日本反袁勢力非常強,那么袁世凱是否意識到日本對于他帝制推動的重要性?他為何以對抗的方式與日本打交道,而不是尋求某種意義上的妥協或者合作呢?


唐啟華:這個問題很關鍵,袁世凱一開始的時候可能自以為有十足的把握壓制日本,因為英國全力支持袁世凱,而英國的力量當時在世界上是超級強國,在英日同盟里面居于老大哥的地位,再加上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John Newell Jordan)是袁世凱的鐵桿哥們,所以他全力支持袁世凱。再加上袁世凱對于德國、奧地利的支持也很有把握,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也是大力支持袁世凱,所以袁世凱認為,以英、法、俄,美,甚至加上德、奧的支持,日本并不足為患。但是剛剛有提出,由于歐洲戰局的變化,讓英國在1915年11月以后沒有辦法再壓制日本,反而還必須向日本妥協,甚至要求日本派驅逐艦和巡洋艦到地中海地區巡弋。


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John Newell Jordan)


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


洪憲帝制這樣的外交的變化,可能是遠超出袁世凱本身可以掌控的范圍,最后只能說天亡袁世凱,國際大勢的不利。袁世凱本身到1915年12月他也認為情況不對,他也開始要跟日本妥協,但是中間發生了一些誤會,我在書里面有提到,主要是1915年12月16日,中國駐日公使陸宗輿跟日本的外務省大臣石井菊次郎,兩個人曾經有過一次誤會,陸宗輿聽石井菊次郎講話,有一句話聽錯了,這句話造成雙方的誤會。這個在書里面有提到,到12月底的時候,日本已經決定全力倒袁,中間有一些變化的歷程。后來1916年2月底,袁世凱不得不撤銷帝制,全力鎮壓護國軍的時候,護國軍已經幾乎被擊敗,而日本那個時候下定決心在3月7日內閣通過支持護國軍全力倒袁。整個歷程里面可以看到袁世凱面對的是大環境的不利,再加上日本當時也用全力來對付袁世凱。總而言之,中間的外交歷程相當復雜,到最后日本用盡全力在經濟上把袁世凱扼殺。從這個角度看,我們過去認為袁世凱是對日本妥協換取稱帝,可能跟我研究的結果剛好完全相反,日本是害怕袁世凱稱帝成功中國強大,成為世界強國,而把袁世凱全力地推倒,袁世凱的失敗,我自己認為是日本全力要把他拉倒,有密切的關聯。


東方歷史評論:自從袁世凱在朝鮮監國以來,他一直跟日本打交道,直至晚年也未曾停止雙方的互動關系。您如何看待袁世凱對日本的態度,他對日本的態度從甲午戰爭到稱帝這段期間有什么變化?


唐啟華:從外交史上來看,袁世凱是非常了解日本的,他跟日本打交道的時間也很長,他從1882年到日本,到甲午戰爭爆發前夕1894年離開漢城,他有12年的時間跟日本打交道。回到中國以后,又繼續在后來的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中與日本交手,加上擔任直隸總督以及外務部尚書,也處理過日俄戰爭時期的交涉,他跟日本打交道的經驗是非常豐富的。他也完全了解日本對中國的野心,我相信他對日本是很了解的。袁世凱本身在民國初年,他在跟日本交涉里面,主要是用“以夷制夷”的方式,聯英制日,在辛亥革命中讓日本吃足苦頭,用英國來壓制日本。在善后大借款和二次革命里面,聯英制日都獲得很大的成功,但是到歐戰爆發以后,整個局勢發生變化,英國在遠東必須對日本妥協,所以袁世凱逐漸失去了支撐。


但是“二十一條”交涉的時候,袁世凱仍然可以利用英國的善意跟本身自己外交上面的策略讓日本表面上得到勝利,但實質上面日本是受到了相當強硬的抵制。但是洪憲帝制的時候,袁世凱自己本身的政治上的野心和弱點完全暴露出來,所以被日本抓到要害。我一直認為過去教科書里面對袁世凱,認為他對日本喪權辱國,換取稱帝,眾叛親離的說法可能跟外交史檔案看到的差距比較大。我相信袁世凱從頭到尾都是抵制日本的,甚至我看到所有的北洋各個派系,所謂的北洋軍閥們也沒有哪一個人是真正親日或者跟日本妥協的,最多都是虛與委蛇。我認為北洋派對日本的野心非常了解,整個北洋外交里面,大家都是考慮怎么樣抵制日本,怎么樣維護國權,這是我研究北洋外交里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心得。


東方歷史評論:您剛剛提到袁世凱的野心和弱點在與日本后來的交涉過程中被日本利用,前面您在提袁世凱帝制失敗的時候,主要是提出外交環境的極端不利。袁世凱有什么樣的野心和弱點致使最終的敗局?


唐啟華:袁世凱從各方面的材料看,他確實自己想當皇帝,但是他也很小心,他認為要有絕對的把握他才會做,所以他在“二十一條”以后,他想稱帝,這里面可能有他自己判斷失誤的地方,也有國際上面局勢變化,超出他的想象的地方,其中也有日本故意去迎合他的地方。袁世凱最后決定要啟動洪憲帝制的法律程序進行投票,主要是在1915年9月份,日本的首相大隈重信好幾次發言,甚至在報紙上發言都表示不會干預中國內政,對袁世凱表達善意。我并不認為大隈重信的話是騙袁世凱的,他當時可能真的有這么想,但是日本本身在1915年10月發生比較大的政局變化,黑龍會以及其他反袁的力量逐漸加強,支持袁世凱的元老的力量逐漸減弱,日本本身內部政局的變化跟袁世凱洪憲帝制的成敗關系也非常密切。我這本書里面也用了一部分日本的研究成果作為理解日本外交的基礎,例如臼井勝美和北岡伸一來作為理解日本外交的基礎。但是我相信日本本身的復雜的狀況一定是超出我在書里面所寫的部分,也許將來有機會的話,了解日本外交史的學界朋友這方面可以更進一步來做探討。


袁世凱與眾人合影


東方歷史評論:您之前有提出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當中,目前還受到不少革命史觀和政治宣傳的影響。作為學者您在日常的歷史書寫中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唐啟華:所謂的革命史觀跟民族主義可以說是近代整個中國歷史敘述的敘事結構,這本身并不能說它有錯。因為中國近代不斷經歷內憂外患,作為弱國必須要用民族主義來凝聚人心,作為革命黨也必須要用各式各樣的宣傳鞏固自己的政權,這本身并沒有非議之處。但主要是因為中國現在逐漸要成為一個大國,甚至要成為世界上面的主要強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用弱國時代的民族主義或者革命史觀來跟外國打交道的話,是有不足之處的。所以我的研究并沒有在譴責革命史觀或者民族主義多好或者多壞,而主要是希望隨著國力的增強,民族自信心的增強,也許學術研究也要與時俱進,能夠幫助國人成為一個心胸比較開闊,能夠對等地去理解對方的想法,甚至能夠超越彼此的沖突之上來看待國際外交是怎么運作的。


要提升到這個層級,我認為我所講的東西跟革命史觀,跟民族主義并不沖突,只是說一種互補的層級,就是說你在民族主義和革命史觀上,如果能夠更提高層級,到一種能夠關照全球的視野,能夠超越狹隘民族主義的沖突。中國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日本也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大部分的國家都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彼此都會認為自己是對的。而我們在20世紀看到兩次世界大戰基本上都是民族主義的沖突,所以我們在21世紀的時候都希望能夠站在民族主義基礎之上,而能夠超越民族主義的限制。革命高潮現已過去,國際上面可能大家要更多地合作,更多地講求彼此之間互相體惜,我并沒有譴責民族主義跟革命史觀的錯誤,我只是指出現在或許有不足,我們做的研究基本上是希望能夠補足這樣一些過去不足的地方。


東方歷史評論:您在運用這種多國外交的檔案的時候,因為各國觀點是不一樣的,您如何在這個過程中達到一種比較平衡或者持平的論述?


唐啟華:這是說起來很容易,做起來很難的一件事情。因為你讀得懂外國的文字,讀得懂檔案表面的意思,這還不算太難。比較難的是你要把外國的檔案放到當時的歷史脈絡里面來理解,這就很難。我長期接觸英國外交檔案跟英國史,對于英國外交的掌握,我自認為有一點把握,但有時候還是很心虛。對于日本的政治史我們也下過一點功夫,但是從檔案里面看到的復雜程度也往往超出我們的理解。我在做跟條約部分相關的時候,也發現還必須對于國際法有相當的理解,才能夠知道條約里面那些專有名詞所代表的意義。做歷史研究需要很多輔助的學科知識,歷史研究相當不容易。絕對不能從表面字面上的意義來解讀,要把它放到當時的語境,放到當時的歷史脈絡和相關的法律上的關系來理解。歷史研究雖然困難,但它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你花下去的功夫不會白費,越沉越香,通常你到40歲或50歲以后才真的進入成熟期,所以年輕的學子不要急,一步一步來。因為你們需要的語言訓練,需要的語境的掌握,需要歷史脈絡的理解,這個不是急得來的。主要是你花下去的功夫,都不會白費,慢慢累積。






點擊下方?藍色文字?查看往期精選內容

人物李鴻章魯迅聶紺弩俾斯麥列寧胡志明昂山素季裕仁天皇維特根斯坦希拉里特朗普性學大師時間1215189419151968197919914338地點北京曾是水鄉滇緬公路莫高窟香港緬甸蘇聯土耳其熊本城事件走出帝制革命一戰北伐戰爭南京大屠殺整風朝鮮戰爭|反右納粹反腐|影像朝鮮古巴蘇聯航天海報首鋼消失新疆足球少年你不認識的漢字學人余英時高華秦暉黃仁宇王汎森嚴耕望羅志田趙鼎新高全喜史景遷安德森拉納?米特福山尼爾?弗格森巴巴拉?塔奇曼榜單|2015年度歷史書2014年度歷史書2015最受歡迎文章2016年最受歡迎文章


朋友 圖片 表情 草稿箱
請遵守社區公約言論規則,不得違反國家法律法規
瓦伦西亚中文官方网站